这个转折时刻恰恰能够最集中地展现知识、权力与自我技术之间的微观互动。

另一方面，人权法学学术体系是人权法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根基，而人权法学话语体系则是前者的具体阐释，二者是一种内容与载体的勾连关系。而持守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的学者指出，与自然界不同的是，人类社会内部还存在独立的精神世界，它由人的各种意图、各种最高的善、各种价值存在的原理组成，这二者存在不可通约性。

所以，即便法律型人权话语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地带，解释者也要致力探求承载意义的法律文字，通过合乎逻辑法则的解释程序使人们能够更加精确地表达它、运用它，使法律话语可以传达给他人。因而，经由权利话语到尊严话语的变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尊严话语应当向一种能够同时关注到个人的生存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共同演进的包容性话语迈进，即从人的尊严到人的繁荣。第二，从规范上看，原则与规则的关系也可以借由安置命题道德命题正确性命题推导出法律与道德的关联。从目前我国人权法学学科体系设置来看，一是直接以国际人权条约、国内人权规范为中心，分析、论证以及阐释人权规范的原理，形成了人权法学的一系列理论和范畴。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脉络，我们认为，以承认的人权作为人权的元话语可以区分甚至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话语，承认的人权强调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提倡人权只有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三种伦理生活中展开才能培育出成熟、健康的自由人格。

如果概念和命题难以为话语体系输送源源不断的内容，便会导致中国人权法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人权学术研究中的缺场，进而带来中国人权话语权的弱势局面。国家应当采取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为市场经济运转提供规则、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等必要的步骤，履行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义务（如《宪法》第11条第1款与第2款、第15条第2款、第21条第1款等）。其次，在众多可选择的人权概念上，强调以发展权为中心的人权主张和人权诉求。

相反的是，宪法构造中的法治国原理内在包含了诸项原则和程序性的规则，国家法秩序的基础就从这些原则和程序规则中被创制出来，而政治统一体在法秩序的更新和实践过程中则形成并不断稳固。从历史演进过程来看，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主人和奴隶或者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但从主奴辩证法来看，被征服者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教化，产生了精神层面而非自我保全层面上的自我意识变化，被征服者逐渐形成被以一种正直与尊重对待的自我权利意识觉醒，而征服者并未参与劳动，也就无法产生自我意识的变化。[38]因此，我国宪法中第38条尊严条款需要与第33条人权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即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发挥统摄功能，而作为客观价值的人格尊严可以作为人权原理的支撑结构，以此成为各种基本权利的基础价值。这就导致在人权主体概念上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构造，由此区别于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的一元构造。

他指出，强暴摧毁了个体的基本自信。其二，功能的内容更有确切性和开放性。

[15] 参见陈曙光：《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24-25页。譬如，有学者认为这个思想与人权系统在概念、定义上存在差别，但具有运作具有耦合性。因为过于主张人的能力或者潜能只具有人权的应然性特征，从应然人权到实然人权的转换才能推进个体福祉的现实享有。此种能力观不过是低限人权观的另外一种版本。

[47] 参见[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社，第141-143页。然而，如果我国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要重新取得话语优势，就必须突破权力话语范式的桎梏，否则难以经受文化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只会再度陷入循环论的逻辑矛盾。[20] 杨兴华、张格儿：《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关于可能能力理论的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14年第2期，第31页。中方呼吁日方不擅自以排海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二、作为道德法理的人的繁荣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奠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繁荣。[43]所以重要的是，应当看到基本权利保护的共同体生活秩序中的个体利益，而非基本权利的主体或义务主体。

[19] 周濂：《后形而上学视域下的西方权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58页。[41]基于此，在人格尊严法理、基本权利、人格权之间可以构建出沟通联结。

人权话语表达的是国家人权生活秩序的总体意志，共同体内部的精神关联会在话语表达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影响，若是我国的人权话语在国际人权商谈场合中赢得积极的评价，那么对于国内人权生活秩序的正向反馈将强化共同体之间的精神关联，而此种纽带也使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更为紧密。人的繁荣是用于描述这种关联性的恰当概念，我们将它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道德法理，因为人的繁荣不仅可以阐发出关于人性自由发展的诸项环节，也能充分展现个体依赖于社会整体秩序的关系。[34] [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注释】 [1]朱文琦：《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一个系统思维的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第64页。从功能论的角度不仅能够清晰地对繁荣的各项标准作出描述，并且使繁荣本身还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因此随着社会变迁和观念演进就能促使繁荣不断被更新和补充。

其一，法理思维是对整体思维的批判性重构，需要用到‘整体/体系解释方法，将不同理论思想和命题放入信念、主张中去，沿着……现有的整体思路‘接着讲，[5]也就是说，法理思维实质上是运用逻辑法则将命题进行分解和再阐释，并在各主要的构成要素之间搭建起体系性构造，从而通过评价性论证得到正确的说明，使结论获得整个论证的支持和证明。须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宪法构造中的人格尊严规范与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使用了不同的文字表述，但在内涵上是大体重合的，不影响其作为根本规范的地位。

[16]这意味着，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共同体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体而已，社会的利益、福祉应当落实到每一个个体之上，而不能用集体利益来消解个体利益。最后，需要通过学科设置来将人权评论和净化变得合法化与日常化，使人权话语取得真理和信条地位。

进入 刘志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以人民为中心 人权 。因此，以一种国际性人权概念作为商谈程序得以开展的基本参照，使单一共同体的人权生活情境能够被外界真切地理解和感受。

比如，需要更为注重受教育权的保障和具体落实，特别针对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除了开设通常的语数外课程，还要重视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兴趣课程的培育，才能激发贫困地区儿童的潜能，从而使各项才能都能全面发展。[40]第三，无论是各个基本权利本身，还是基本权利与私法上具体权利的内在关联，都需要被置入基本权利体系所建构的客观价值秩序之中，才能体现人格尊严作为法秩序的正当性基础之地位。[27] [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人类繁荣——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孙晓静译，《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第44页。[31]根据近代宪法基本价值和宪法构造中的法治原则，民主制原理和法治国原理并非二元对立，法治国原理的前提并不建立在一个政治统一体和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基础上，因为这会回溯至个人权利防御国家公权力的传统路径。

因而必须以一种实质性的角度来解释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特别要求强调基本权利对于宪法构造中的民主原则、法治原则、自由权等原则的阐释，而至于文义上的细节则非解释基本权利过程中的首要考量环节。[21] 参见[美]玛莎·努斯鲍姆：《能力路径中的老年人权利》，侯干干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第79-85页。

因此，可以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理建构为道德法理、规范法理和政治法理，三者相互关联、相互支持。三、作为规范法理的人格尊严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体现在由人权规范构成的法秩序之中，即道德意义上的个体繁荣在民主政治过程中融入社会法治国家的宪法秩序，转换为人的人格不受侵犯的人格尊严法理，成为宪法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本规范。

比如，我国代表团在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针对健康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等提出相应报告，[52]使国际人权社会有充分的条件去察觉、公开和讨论那些对于人权治理不利的国家政策，从而深度参与了国际人权治理的过程，也为国际人权社会贡献了本国的治理经验。在诸项原则中，人格自由与尊严是最为根本的法的原则，以该原则为核心价值与原理的总和是近代宪法的根本规范，即‘规范中的规范，[34]由宪法构造中的人格尊严规范创制出来的整体法秩序需要以这项根本规范为前提，否则便失去规范的效力。

因此，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得以展开，构成了相互承认的人权，被以一种正直与尊重对待的权利则是其中最核心的人权。[40] 参见王旭：《宪法上的尊严理论及其体系化》，《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53页。[37]以日本宪法为例，即便个人之尊严被放置于有关婚姻、家庭和两性的条款之中，但可以被认为是客观法的基本价值，其主观权利化之后形成概括性人权再进一步分化为具体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地位高于权利，权利源于地位。

人格权在我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从根本上满足了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幸福生活需求。[35] [奥]汉斯·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本文基于笔者2018年6月21日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理论坛第107次讲座上的演讲。（图略） 图2法律2.0形成曲线 五、实践法哲学的要义[25] （一）具体此在的法律的学说 从法律2.0的形成曲线可见，法律2.0是在解决事实与预设规范即法律1.0的不对称性中最终内在于实践而生成，而非先于实践的预设，是充分运用实践智慧的结果。

填补漏洞的方式主要有：类比、法律补充和反向推论，这些方法具有造法性质。因而，应用的结果打上应用法律1.0的人的印记，形成的法律2.0也具有主体间性。